[2013-5-10 22:58:07]
■cubn记者 郭安丽 北京报道
在当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推进下，冻结了16年之久的“县改市”热潮有卷土重来之势。近日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目前至少有138个县希望撤县设市并作出准备措施，像我国第一个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陕西神木县就迫切希望改成“神木市”。
近日有消息称，目前国家发改委正酝酿我国城镇化改革方案，准备上报国务院批准。该方案提出“推进行政区划创新，完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布局”；改革设市模式，启动设市工作；从而以建成区常住人口为标准，完善设市标准、创新设市模式，适度增加中小城市数量等内容。分析人士指出，如果该方案出台，这意味着，曾在1997年就被国务院叫停的“县改市”将重启。不过，目前国务院仍未县设改市政策解冻给予明确表态。
“县改市”或重新开闸
借助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背景，期待“县改市”的各地行政区划希望进行重新调整获得“市”的名分。县改市热潮再度汹涌而来，国家虽尚未明确给予答案，但百余县已在各出“奇招”。陕西神木县是我国第一产煤大县，近年因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而享誉全国，对“市”名分的渴求。这也只是中国上百个县城的缩影。
公开的数据显示，自1997年开始，包括神木，陕西省就有21个县提出要县改市。放之全国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138个县(地区、盟)明确提出改头换面的设想。
虽然，这些“县改市”尚未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正面回应,。不过，“县改市”解封的信号早在2010年初已经传出：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表示，将积极研究完善设立县级市的标准、把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县(镇)适度改设为市。
另外，去年10月30日晚在北京大学举办的“城市沙龙”讲座上，一位接近国务院的高层人士就在会上表示，未来新型城镇化有可能成为推动财政金融、户籍制度、公共服务等改革和行政区划等调整的平台，其中市镇体制改革将重启。而随着城镇化的日益受重视，降低城镇化门槛、重启“县改市”闸门等市镇体制改革也成为业内人士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呼声。
市镇体制改革则意味着或将重新启动关闭已久的“县改市”闸门、调整行政区划、增设直辖市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县改市在江苏、山东、浙江等地风起云涌，其中，江苏县级市数量超过了县的数量，苏南的县基本都改了市。在井喷期的1994年~1996年，全国共有95个县改市和1个新设县级市。
到1997年“县改市”的大跃进开始收紧，设市政策得到压缩，实际上基本把“县改市”的闸门关死。如2005年至2009年，只有8个“县(市)改区”。这导致的结果是，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中国的城市数量不但没有增加，反倒是在减少。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，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，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9个。
“中国有这么多人进城，不能只靠现有的城市，要考虑到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，人口分布也要有个均衡问题，应该适当增加城市，缓解一些特大城市压力。”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此前向《中国联合商报》记者表示说，过去收紧设市政策也有道理，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长期下去也有问题，这个政策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，也需要改进。
本轮城镇化大潮之下，县改市的大闸能否重新启动仍未可知。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认为，如果县纷纷改市，可能会向另一个相反的或者病态的方向发展，地方会以发展城市和工业为目的，更多地占用农田、土地。
一些专家也提醒，中国一直都是以县制为基本治理单位和行政单元，如果过多的县改为市或区，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，因此未来县改市可能不会放开。
多方利益推地方政府“县改市”
针对在县改市禁封十几年后重启的呼声再涨,分析人士指出，这有其合理的要求和因素。“不全是追求一种改名的时尚，而更多的是城市化发展的驱动。县改市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其背后意味着与发展同步的改革成就。大而言之,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。”知名评论人严辉文撰文指出，对于县改市成为热潮，成为一种非如此不可的趋势,尚须冷静对待。
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，县改市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，“如果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，城市规划面积到位，财政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，人口聚集达到一定的能量，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，就可以变成市”。
竹立家认为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前提是大幅度增加中小城市的数量，增强中小城市自身的发展能力，这就需要给中小城市放权，让他们有扩张和发展的欲望，让他们按照城镇化的速度、公共服务模式来发展，使人民就地变成市民。
县改市，名义上级别不变，但是现实中，由县改为市的地方，往往暗藏机关。
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牛凤瑞表示，撤县建市后，其行政权力有所加强，特别是城市建设的自主权空间比较大，还可征收更多的城市建设费。
“改市后名字好听点，招商引资更容易点。”一位地方官员如是说道。但分析人士指出，事实上行政级别升半格，其地方首脑往往配置为副厅级。比如在湖北，自麻城县改市之后，历任麻城市委书记，多数为黄冈市委常委。事实上，通过改市，提高官阶，乃是官场捷径。由此，县改市，首先激发了当地政府的巨大热情。机构高设，干部高配，已成惯例。大批官员无形中自动升级，地方官场从上到下，大多不支持设市。
县改市，另外一个动力，是地方上可以获得相对优势的资源和政策。县与市，虽然只一字之差，在政策资源等配置上有着诸多差异。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撰文指出，改为市后，在争取政策、项目、资源的支持上，市比县拥有天然的优势。比如，同为湖北的革命老区，麻城撤县改市之后，发展十分迅猛，招商引资远超同为革命老区的红安，而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，更远胜一筹，红安逐步被边缘化。
分析人士表示，县改市对招商引资有一定促进作用，当地经济搞活了，税收多了，民众亦可分一杯羹。比如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浙鲁等省的县改市后，其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，每年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基本都被这三个省占据。
由此，县改市，不仅可提升官位，也确实有利当地经济发展，并且部分惠及民生，三方利益，均可兼顾。
“县改市之所以受欢迎，最根本的是建设城市中配置资源的权力增大了。”牛凤瑞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，目前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布局亟待规范。
在当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推进下，冻结了16年之久的“县改市”热潮有卷土重来之势。近日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目前至少有138个县希望撤县设市并作出准备措施，像我国第一个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陕西神木县就迫切希望改成“神木市”。
近日有消息称，目前国家发改委正酝酿我国城镇化改革方案，准备上报国务院批准。该方案提出“推进行政区划创新，完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布局”；改革设市模式，启动设市工作；从而以建成区常住人口为标准，完善设市标准、创新设市模式，适度增加中小城市数量等内容。分析人士指出，如果该方案出台，这意味着，曾在1997年就被国务院叫停的“县改市”将重启。不过，目前国务院仍未县设改市政策解冻给予明确表态。
“县改市”或重新开闸
借助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背景，期待“县改市”的各地行政区划希望进行重新调整获得“市”的名分。县改市热潮再度汹涌而来，国家虽尚未明确给予答案，但百余县已在各出“奇招”。陕西神木县是我国第一产煤大县，近年因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而享誉全国，对“市”名分的渴求。这也只是中国上百个县城的缩影。
公开的数据显示，自1997年开始，包括神木，陕西省就有21个县提出要县改市。放之全国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138个县(地区、盟)明确提出改头换面的设想。
虽然，这些“县改市”尚未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正面回应,。不过，“县改市”解封的信号早在2010年初已经传出：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表示，将积极研究完善设立县级市的标准、把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县(镇)适度改设为市。
另外，去年10月30日晚在北京大学举办的“城市沙龙”讲座上，一位接近国务院的高层人士就在会上表示，未来新型城镇化有可能成为推动财政金融、户籍制度、公共服务等改革和行政区划等调整的平台，其中市镇体制改革将重启。而随着城镇化的日益受重视，降低城镇化门槛、重启“县改市”闸门等市镇体制改革也成为业内人士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呼声。
市镇体制改革则意味着或将重新启动关闭已久的“县改市”闸门、调整行政区划、增设直辖市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县改市在江苏、山东、浙江等地风起云涌，其中，江苏县级市数量超过了县的数量，苏南的县基本都改了市。在井喷期的1994年~1996年，全国共有95个县改市和1个新设县级市。
到1997年“县改市”的大跃进开始收紧，设市政策得到压缩，实际上基本把“县改市”的闸门关死。如2005年至2009年，只有8个“县(市)改区”。这导致的结果是，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中国的城市数量不但没有增加，反倒是在减少。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，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，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9个。
“中国有这么多人进城，不能只靠现有的城市，要考虑到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，人口分布也要有个均衡问题，应该适当增加城市，缓解一些特大城市压力。”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此前向《中国联合商报》记者表示说，过去收紧设市政策也有道理，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长期下去也有问题，这个政策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，也需要改进。
本轮城镇化大潮之下，县改市的大闸能否重新启动仍未可知。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认为，如果县纷纷改市，可能会向另一个相反的或者病态的方向发展，地方会以发展城市和工业为目的，更多地占用农田、土地。
一些专家也提醒，中国一直都是以县制为基本治理单位和行政单元，如果过多的县改为市或区，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，因此未来县改市可能不会放开。
多方利益推地方政府“县改市”
针对在县改市禁封十几年后重启的呼声再涨,分析人士指出，这有其合理的要求和因素。“不全是追求一种改名的时尚，而更多的是城市化发展的驱动。县改市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其背后意味着与发展同步的改革成就。大而言之,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。”知名评论人严辉文撰文指出，对于县改市成为热潮，成为一种非如此不可的趋势,尚须冷静对待。
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，县改市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，“如果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，城市规划面积到位，财政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，人口聚集达到一定的能量，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，就可以变成市”。
竹立家认为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前提是大幅度增加中小城市的数量，增强中小城市自身的发展能力，这就需要给中小城市放权，让他们有扩张和发展的欲望，让他们按照城镇化的速度、公共服务模式来发展，使人民就地变成市民。
县改市，名义上级别不变，但是现实中，由县改为市的地方，往往暗藏机关。
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牛凤瑞表示，撤县建市后，其行政权力有所加强，特别是城市建设的自主权空间比较大，还可征收更多的城市建设费。
“改市后名字好听点，招商引资更容易点。”一位地方官员如是说道。但分析人士指出，事实上行政级别升半格，其地方首脑往往配置为副厅级。比如在湖北，自麻城县改市之后，历任麻城市委书记，多数为黄冈市委常委。事实上，通过改市，提高官阶，乃是官场捷径。由此，县改市，首先激发了当地政府的巨大热情。机构高设，干部高配，已成惯例。大批官员无形中自动升级，地方官场从上到下，大多不支持设市。
县改市，另外一个动力，是地方上可以获得相对优势的资源和政策。县与市，虽然只一字之差，在政策资源等配置上有着诸多差异。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撰文指出，改为市后，在争取政策、项目、资源的支持上，市比县拥有天然的优势。比如，同为湖北的革命老区，麻城撤县改市之后，发展十分迅猛，招商引资远超同为革命老区的红安，而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，更远胜一筹，红安逐步被边缘化。
分析人士表示，县改市对招商引资有一定促进作用，当地经济搞活了，税收多了，民众亦可分一杯羹。比如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浙鲁等省的县改市后，其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，每年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基本都被这三个省占据。
由此，县改市，不仅可提升官位，也确实有利当地经济发展，并且部分惠及民生，三方利益，均可兼顾。
“县改市之所以受欢迎，最根本的是建设城市中配置资源的权力增大了。”牛凤瑞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，目前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布局亟待规范。